他只是抬起頭，看了一眼窗外那陰沉沉的天，淡淡地說道：“刺刀，已經頂到胸口了?，F在，就看誰的心，更硬?！?/p>

他沒有再去找馬國良理論，也沒有去搞什么“現場演示”。

因為他知道，在絕對的資本和行政命令面前，這些都已毫無意義。

他叫來了孟山，和那個已經快被逼成“自己人”的文化局副主任，趙興邦。

“孟山，”

他指著那五輛剛剛卸完貨、還停在廠里的卡車，“去找最好的油漆師傅，在每一輛車的車身上，都給我刷上最大、最紅的字。”